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不仅锻炼了中国共产党，锻炼了中国人民，尤其还锻炼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新四军第五师，同八路军、新四军的兄弟部队一样，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经受了这一考验和锻炼。她，以任何反革命势力都无法遏止、任何艰难困苦都阻挡不住的强大生命力，出现在中原的抗日前哨——鄂豫边区，成长壮大为一支英勇顽强、牺牲奋斗、前仆后继、不可战胜的武装力量，并且胜利地完成了她所肩负的历史任务。
　　                             （一）
　　新四军第五师，诞生在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里。
　　一九四一年一月，早就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悍然发布反革命命令，宣布取消英勇抗战的新四军番号。我党中央及时向全国全世界揭穿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阴谋，发布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重建了新四军军部。紧接着，中央军委又决定将华中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师，其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第五师，李先念同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
　　新四军第五师及其前身——豫鄂挺进纵队的创建和发展，是与全国性的抗战形势和鄂豫边区的有利因素分不开的。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大举进攻；中华民族不甘心作亡国奴，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揭竿而起，到处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一九三八年十至十一月，我党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出了发展中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为鄂豫边区的开辟和五师部队的创建指明了方向。鄂豫边区是革命老根据地，包括土地革命时期的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三大苏区的大部或一部，广大边区人民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他们一经我党号召，便挺身而出，积极参军参战，全力支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所有这些，都是我党我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但是，这支部队成长、壮大的客观条件，有其特别难苦的一面：
　　第一，五师前身的组成，没有成建制的大部队作基础。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是在武汉沦陷之后，由几支小部队“滚雪球”式的“滚”起来的。主要是三个部分组成的：一是中共河南省委在豫南发展的抗日武装；二是鄂豫皖区党委在鄂东组织的抗日武装；三是鄂中区党委建立的抗日武装。
　　从一九三九年一月，到一九四O年一月，李先念、陈少敏、朱理治等同志先后从竹沟南下，深入到武汉外围敌后，汇合党的各路武装，经过创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豫鄂挺进支队——豫鄂挺进纵队的过程，统一整编了我党在豫南、鄂东、鄂中三个地区的抗日武装。仅在一年内，“雪球”越“滚”越大，发展成为万人之师。正如先念同志当时在《一年来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所说：我们在从豫南向鄂中挺进的程途上，汇合了信阳地区共产党员自动组织的武装；还有罗厚福同志以二十八条枪（新四军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的警卫队）为基础扩大起来的武装，和张体学同志率领的武装；还有平汉线上许金彪同志以一条枪为本钱创立起来的武装，以及鄂中陶铸、杨学诚等同志以八条枪发展起来的几支武装。
　　所有这些，就成为以后发展、坚持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力量。
　　第二，处在中日战争的前线，面临敌伪顽的双方夹击。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侵略军相继占领广州、武汉之后，采取了在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向对我党的抗日根据地“扫荡”，在政治上对国民党进行诱降，在经济上实行“以战养战”的方针。国民党也转为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并加紧了投降活动。抗日战争由此进入相持阶段。新四军第五师及其前身的创建，就在
　　这个最困难的阶段，特别是这支部队处于中日战争的前线，摆在我们眼前的：一面是对我军张牙的日寇和伪军，一面是对我军舞爪的国民党顽军。日寇在武汉及其外围的铁路、公路、长江沿线的城镇，经常驻有六个师团两个旅团的十五万重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仍驻有两个师团十个旅团），还有八万多伪军供其驱使。国民党布下了第一、五、六、九等四个战区（一九四四年重划为一、三、五、六、九、十等六个战区），其中一线部队有七个集团军（其中有五个是杂牌军）、十九个军、四十三个师的正规军和三个挺进军、二十一个地方游击纵队，近四十万之众。在力量对比上，不仅敌强我弱，而且我们的武装力量处在“两大”之间，不是处在日寇封锁线上的小豆腐块块里，就是处在敌伪与国民党对峙的夹缝里，周围三、五十里外几乎无一处没有敌伪顽。
　　新四军第五师的创建，给日寇以极大的威胁．也是国民党顽固派对日妥协投降的一个极大障碍。因此，从我军创建初期开始，日寇就经常对我区进行“扫荡”，并企图将我军压到顽军地区，借顽军之手消灭我军；而蒋介石则驱使我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围攻我军，并阴谋将我军挤到日伪据点附近，借日军之手消灭我军。新四军第五师就是在这样的“三角斗争”中，在战斗频繁、环境动荡的险恶形势下成长壮大起来的。
　　第三，长期孤悬敌后，与兄弟部队相隔绝。
　　鄂豫边区孤悬在武汉外围敌后。国民党部队占据了大别山、大洪山、桐柏山、幕阜山，隔绝了新四军第五师同华北、华中兄弟部队的直接联系，使我们的处境极为困难。
　　在漫长的岁月里，五师能同中央、军部以及其他解放区保持的唯一联系，就是空中的电波通讯。所以，除了在政治上中央发电报指示，在战略上兄弟部队互相配合之外，五师从陆地上直接得到其他地区的人力、物力支援很少，是一个长期独立作战的战略单位。鄂豫边区是我党在全国各地的几大战略区之一，也是一个孤悬敌后的独立战略区。
　                            　（二）
　　从建军初期汇合各路抗日武装，到自卫战争初期的“中原突围”，新四军第五师始终战斗在艰难险恶的环境里，整整坚持了八个年头。
　　同敌伪顽想“一口吃掉”这支部队的愿望相反，五师部队却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发展成拥有三个正规旅、三个独立旅的五万雄师。此外，鄂豫边区还组建了地方武装和民兵达三十多万。
　　我们粉碎了敌伪频繁“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连续围攻，在襄河两岸、大江南北跳跃回旋，积极向敌后发展，开辟了纵横千里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一九四一年，新四军第五师诞生前后，我们在坚持鄂中、豫南的同时，发展了鄂东、鄂皖边和襄西。一九四二年，由于敌顽夹击和“蚕食”，使我随南白兆山、天汉湖区、襄西等变成游击区，但我们却开辟了鄂南十县的游击根据地。一九四三年，鄂东、鄂南局势紧张，我们却又发展了襄南和江南敌后大块根据地，并恢复了襄西。一九四四年，五师派出了部分兵力去河南，组建了中共河南工委并开展工作，恢复了四望山根据地，发展了豫南、豫中七个县的新区。一九四五年，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党中央派三五九旅南下，发展华南抗日根据地；我们五师部队立即配合三五九旅向江南进军，创立了湘鄂赣，扩大了湘北、鄂南等根据地，加强了城镇和交通要道的工作，为反攻日本侵略者作了实际准备。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第五师活动到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地区的五十多个县，解放了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和一千三百多万人口，建立了七个专区、三十九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这支部队同边区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一道，在国民党政府毫无接济又不承认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人民的拥护，抗击着武汉地区日寇各师、旅团的一部或大部和伪军全部。当敌人几次西犯、北犯、南犯时，这支部队就“敌进我进”地配合正面友军作战，箝制了日寇第三、第四、第十三师团和十八独立旅团等三个半师团的兵力，扩大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保卫了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中，这支部队一次又一次地痛击了顽军对我边区根据地的进攻。就连当时的华中“剿共”最高司令长官，对“进剿”鄂豫边区所遭受的失败也表示“实堪痛心”。我们还加强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了。蒋介石卖国集团为了垄断受降权利，“世袭”（而不是破坏）敌伪的统治，消灭共产党，急令其大军从峨嵋山源源东下，以便及时赶到目的地“摘桃子”，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于是，中国又进入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这光明与黑暗搏斗的历史序幕，就是从中原拉开的。
　　这时，新四军第五师与王震同志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王树声同志率领的嵩岳军区南下部队三大主力已经会师，组建了中原军区。我们在日寇投降后的近一年时间内，把守着中原大门，挡住了国民党“摘桃子”的三十余万大军。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预定计划是一年内消灭全国共产党，却被他进度表上的第一个目标——李先念、王震、王树声部队，把他的十三个军三十余师死死拖住，使其长驱直入晋冀鲁豫、皖苏等接二连三的进度表，都无可奈何地往后推下去。同时，为华北、
　　华东、东北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使他们能在接受日寇投降中壮大自己，抓紧时机休整部队，准备迎击国民党挑起的内战。
　　中原军区完成了这些战略上配合兄弟部队反内战斗争的历史重任之后，除留少数部队就地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下旬毅然决然地突破了蒋军的重围，进行了数千里的“小长征”。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妄图在一年内消灭全国共产党的蒋介石，仅第一张进度表就花了近一年时间，而且其预定消灭五师和中原军区主力的目标没有完成。正如当年新华社记者关于中原突围的评论所说，我们终于“使蒋介石‘消灭匪军有生力量’的计划根本破产，这是中国人民军队的又一次光辉胜利。”
　　                            （三）
　　新四军第五师为何能顽强生存，发展壮大，并且排除万难完成她的历史任务呢？
　　归结到一点，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英明领导的结果。以李先念同志为首的新四军第五师，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抗日游击战争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特别是坚决执行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其中特别突出的是：
　　一、从领导班子到整个部队，都比较注意党的团结和维护党的统一领导。
　　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我军是党的武装，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五师在创建初期，就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党政军委员会。一九四三年一月，边区全面实现了党的统一领导。党政军的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基本上是团结的，起了表率作用。我们还认真实行了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的原则，一切重大问题都经过党委
　　集体讨论，一经决议便分头去办。从开始建军起，就极其重视政治委员制度，并且大力加强政治工作建设，在团以上领导机关建立了军政委员会，连有党支部，使党的领导一直落实到连队，继承和发扬了红军的优良传统，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在上下级党组织的关系中，既强调上级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便随时有明确的奋斗方向，
　　又鼓励下级因时因地制宜，以利发挥“各自为战”的主动进攻精神，达到上下一致、团结战斗。
　　在部队经常分散、流动、独立作战的情况下，如果领导班子四分五裂，各拉一帮，互相拆台，那就会直接威胁到部队的生存。因此，在部队创立的一开始就注意反对这种不良倾向。在组成豫鄂挺进纵队的初期，曾经有个别人出于某种目的，企图拉拢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破坏统一指挥。当时的军政委员会及时召开专门会议，坚决揭露了这种分裂活动，批判了这种分散主义和违反纪律的错误。由于我们严肃慎重地处理了这件事，维护了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对后来增强五师内部的团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后就再没有发生什么分裂活动了。
　　新四军第五师在建军过程中，是一直坚持和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的。但这种斗争并不是无情打击，而是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规定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一九四三年年底开始的整风审干中，虽然康生转发了很多所谓“抢救运动”的“经验”，但当时华中局派来边区领导工作的郑位三同志和边区党委没有受这些东西的影响，没有搞肃反扩大化，没有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因而，五师对所有有历史问题的老同志作出的审查结论都是实事求是的，没有伤害干部，始终保持了干部队伍的团结。
　　五师的各级干部之间，包括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新干部和老干部之间，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之间，都团结得比较好。在抗击敌伪顽的战斗中，更是表现了并肩作战、患难与共的高度的阶级友爱和团结精神。边区的各级地方干部，全力支持我军，与军队干部密切配合，对部队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五师整个部队的团结，表现在统一整编与会合中，无论是部队的合编，也无论是干部的调配，都能服从组织决定，不讲价钱，进行得很顺利。一九四五年一月，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同五师会合，五师立即号召机关、部队与南下支队同志亲密团结；并将中央派来的两个干部大队的绝大部分同志，分配到五师各级领导班子中担任主要职务；还及时发动了“向老大哥学习”的运动。同年十月，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时，五师又抽调四个主力团，分别补充给嵩岳军区南下部队和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这种搞五湖四海的团结，成为五师坚持斗争、争取胜利的重要保证。
　　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利用敌伪顽的矛盾。
　　新四军第五师一直处于敌伪顽夹击和三角斗争之中。当时，国民党对抗日是消极的，但也还未公开投降；日寇正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却有时又打它一下。新四军第五师就充分利用这个矛盾，一方面坚持我党的独立自主原则，积极做愿意合作抗日的友军工作；
　　另一方面，坚持以抗日为己任，从建军一开始，就接二连三地和日寇进行了余家店、公安岩、朱堂店、新街、马家冲、平坝、辛家冲等一系列战斗，并袭击了云梦城和孝感城，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使日本“皇军”大为震惊，汉奸伪军闻之战栗。以后又不断地以分散的游击战争打击日寇，成为武汉外围和中原地区抗击日寇的一支最坚强的武装力量。但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时候，也不过早地和日军进行决战性质的战斗。
　　与此同时，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磨擦，我们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予以必要的还击。但也不是无限制地同它打，而是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在不同时期、区别不同对象、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致力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拆散国民党的反共统一战线，建立抗日反投降的统一战线。在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原局所在地——竹沟周围，我党同豫南的国民党六十八军建立了统战关系，使信南的地方顽军一度不敢对竹沟下毒手。当时的中原局和河南省委以竹沟为依托，办了许多事情，包括为鄂豫边区的开辟和主力部队的创建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当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竹沟惨案”之后，我党才在全边区范围内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反顽斗争。
　　我军在鄂中活动的初期，利用国民党的桂系及西北军、川军等杂牌军同蒋介石嫡系部队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广泛的争取工作，争得了五战区所属军队同我有一个短时间相安共处的局面。这就使五师赢得了创建时间，并高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联合暂时同情我军抗战的地方武装，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日伪军和顽伪两面派。在我军战斗胜利的震慑下，不少伪军向我军投诚。
　　“皖南事变”前后，蒋介石驱使桂系反共，桂系又驱使地方顽军反共，他们层层督令甚严，都企图在反共战争中消除异己。因而，在顽固派的内部，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有一个时期，在鄂东的桂系势力与国民党鄂东专员、游击总指挥程汝怀的矛盾突出；我军利用矛盾，对鄂东地方各部队，进行广泛的争取工作，以孤立桂军。当程汝怀依附桂系疯狂反共的时候，我军则采取了坚决还击程汝怀的方针，给予歼灭性的打击。其他地区的地方顽军，凡坚持向我进攻的，也都受到我军的回击。这样，就使挑起反共磨擦的蒋军嫡系部队和桂军彻底孤立了。
　　新四军第五师，就是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并利用矛盾，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从而在敌伪顽的夹缝里发展成长。
　　三、因时园地制宜，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五师的根据地被分割成许多小块，情况瞬息多变。这就逼着这支部队的各个组成部分非有独立作战的能力不可。若是经常一个团、一个旅行动，敌伪就要出动“扫荡”，顽军也可能来围攻。所以，这支部队根据战略集中指挥、战役战斗分散指挥的原则，继承和发扬了红四方面军在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作战传统，组织许许多多的小股部队，在半个月、二十天乃至更长时间，脱离旅、团去单独活动，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一九四二年四月，为了适应这种游击战争的需要，边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除将一部分主力转化为小团之外，还在师部统一领导下划分了军分区。每一个军分区都是一个独立作战的单位，并将三个正规旅的部队划归军分区指挥。边区党委和师部规定每个军分区各个时期的作战任务、发展方向，授权各军分区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各军分区对于各中心县的指挥也是如此。当全师举行较大规模战役行动时，我们又能统一指挥各军分区的行动，集中主力完成战役、战斗任务。因此，整个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不仅“撒得开”，而且“收得拢”。
　　擅长这种游击战争，使新四军第五师犹如雄鹰展翅，迎着狂风暴雨自由飞翔。在反“扫荡”斗争中，对大股日寇则化整为零，分散游击，以削弱日寇的优势；对小股日寇则化零为整，集中兵力突击敌之薄弱部分。针对日寇在“扫荡”初期、中期、末期的不同特点，我们先予前进之敌以阻滞，再相机平毁敌之新建据点，然后给敌以有力反击，并痛击伪军，剪除敌寇之羽翼。当顽军向我大举进攻时，我们也避强击弱、避实就虚，以游击战消耗疲惫顽军；在有利时机，我军主力或乘顽军深入时围歼于我根据地之内，或远距离奔袭歼灭增援顽军和困守碉堡之顽。由于我们掌握了主动权，因而面对敌伪顽的夹击，既能有效地保存自己的武装力量，又能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直到日寇投降后，为进行受降和应付国民党的内战阴谋，适应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要求，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才组成野战兵团，又将小团扩充为大团，编为三个正规旅和三个独立旅。
　　四、发挥各方面干部的特长，大力培养、教育干部。
　　发挥各方面干部的长处，是促进新四军第五师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五师的红军干部不多，但很注意把这些有比较丰富作战经验的红军干部放到关键岗位上。团长、政委以上的，绝大部分是红军干部。“三八式”的知识分子干部，虽然开始缺乏部队战斗经验，但他们有文化知识，因而多半安排在政治工作部门当主任、副主任、科长等。有些土生土长的工农干部，安排他们搞军事、后勤部门的工作。为了团结抗日，有些从国民党部队争取过来的人，也适当分配他们的工作。由于当时的军政机关“避短取长”，使大家的长处都能发挥，“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彼此之间，也能够取长补短，因而一般没有发生互相排斥的现象。
　　为了加强对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召开了全师政治工作会议。会后，注意了选拔工农干部担任政治工作，和加强知识分子新干部的日常工作的锻炼。紧接着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在原来随营军校的基础上，正式开办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大量地培训政治指导员、青年工作干部和参谋、测绘、通信等工作干部。于是，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经过实战考验提拔起来的新干部，便成批涌现。边区党委还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开办了干部整风班，轮流抽调县、团以上干部短期离职学习。在职干部也有计划地学习整风文件，并以整风精神改进工作。所有这些，既保证了干部队伍不断吸收新鲜血液，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又使各方面干部的特长得到了更好的发挥。
　　                          （四）
　　在前进的征途上，我们新四军第五师也并非没有失误。
　　一九四四年，当日寇发动的河南战役告一段落后，我们未集中主力向河南敌后发展，便是五师从头到尾最大的一次错误。
　　当时，刘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从延安发来了电报，明确指示五师应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党中央还作出了进军河南敌后的统一部署：以八路军太行、大岳、冀鲁豫军区各一部南下，开辟豫西、加强睢（县）杞（县）太（康）地区；以新四军第四师西进，恢复肖（县）永（城）夏（邑）宿（县）根据地，打通与睢杞太地区的联系，相机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以第五师一部由平汉铁路两侧经信罗边向北发展。同时发布了中央关于发展河南敌后的指示，规定了各项政策。
　　发展河南，华北部队需突破日寇在黄河和陇海路的封锁线；华东部队有黄泛区和广西军阻挠。只有五师沿平汉线北上比较方便，而且五师部队中的河南籍干部多，熟悉河南情况。如果五师当时拿出十三旅主力三个团、十四旅一个团进军河南，河南的局面可以迅速打开，就能使中原、华北呵成一气，造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态势。
　　可是，由于当时边区领导处在一种复杂的情况中，未能抽出主要兵力到河南去执行这一战略任务，而只派出了千余人的部队进军到喳岈山一线，因而未能和嵩岳军区以及水东的八路军打成一片，造成席卷中原的形势，改变五师孤立处境的局面。这对以后中原地区的解放战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五师以较大兵力北上和八路军打通了，在日寇投降后，就能进可以威胁武汉，退可以向华北或华东作内线转移，使五师在解放战争中避免因突围而造成的重大损失。
　　但是，从总的方面讲，新四军第五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整个历史，是一部光辉灿烂的历史，是一部可歌可颂的历史，是对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伟大贡献的历史。
　　这部历史，是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牺牲奋斗写成的。
　　每当我们重温这部历史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想起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就对在战场上英勇牺牲、在敌人屠刀下壮烈就义、在长期斗争中积劳病故的先烈们，寄以深切的怀念和无限的哀悼。一切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回顾新四军第五师的战斗历程，记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将激励我们更好地继承先烈的革命遗志，发扬为人民求解放、谋利益、英勇牺牲、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继续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