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穿越到80年前——1939年1月，李先念率领一支160多人的新四军队伍，从河南确山竹沟抵达湖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支队伍就是新四军五师的前身，到抗战胜利时，已发展成拥有5万主力部队、30多万民兵的强大人民武装。这支新四军劲旅，为赢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四军五师纪念馆。

10月26日至27日，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采访组在湖北大悟县采访感受到：新四军五师能在孤悬敌后的不利形势下取得辉煌成绩，与他们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拥护支持分不开。这支队伍赢得民心的种种举动，无不彰显人民军队爱人民、为人民的初心。

军民同心修筑塘坝 至今福泽当地乡亲

筑起百座坝，

什么旱涝都不怕，

好让老百姓种庄稼。

有人说工程搞好靠领导，

我以为更重要的——

还是靠军靠民靠大家。

△鄂豫边区革命烈士纪念碑。

这首通俗易懂的诗，是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为盛赞“千塘百坝”运动所作。1943年春，鄂豫边区党、军领导机关，坚持“一切服从战争”的最高原则，注重从实际出发，加强根据地经济建设，尤其是发展农业生产。边区党委提出了“战争、生产，生产、战争”的口号，颁布了《1943年春耕生产紧急动员条例》，总结1942年安(陆)应(山)县赵家棚兴修水利的成功经验，发动边区各县组织开展“千塘百坝”运动，采取“有田出粮，无田出力，以工代赈”的办法，调动人民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

65岁的严祥诚是湖北省大悟县芳畈镇白果树湾村村民，他所在的村曾是新四军五师司令部所在地。严祥诚家附近有多口水塘，其中最近的一口塘叫“军民塘”，那是他的父亲70多年前和新四军将士一起开挖的。当年，老百姓灌溉农田、洗衣做饭全靠这些水塘。如今，虽然家家通上了自来水，但水塘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为当地群众灌溉带来便利。

△严祥诚老人介绍军民联手修建、仍在发挥灌溉作用的“军民塘”。

大悟县素有鄂北“旱包子”之称，资源型缺水、工程性缺水十分突出，干旱缺水和季节性缺水更具典型特征。“‘千塘百坝’运动得到领导的大力支持，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同将士们到水利工地参加劳动，挑土垒坝、炸石修堰。”大悟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陈义万介绍，李先念称赞以工代赈修塘筑堰办法好，既修了水利，又度过了荒年，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合乎劳动人民的要求，这个经验要在边区推广。

李先念还强调在“千塘百坝”建设中，要抓工程质量，做到深、高、厚、紧。要求塘要挖深，坝要筑高，土要加厚，堤要夯紧。这样才能装住水、不漏水、寿命长。地方武装和民兵响应边区党委及五师指示，一手拿锄头、一手持枪，多次打退敌伪、顽匪的袭扰，做到劳武结合修塘堰。

为了支持“千塘百坝”运动，边区建设银行专门拨款300万元(实值折谷600万公斤)作为以奖代补水利经费。延安广播电台、《解放日报》分别对鄂豫边区开展“千塘百坝”运动，组织人民修水利的先进事迹进行宣传报道。

边区人民为了让后代牢记共产党和新四军为民办实事的壮举，自发地在新修的塘堰堤坝上立起“功德碑”。1943年边区《政治读本》《七七报》如此评述开展“千塘百坝”运动：“我们边区由于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兢兢业业进行生产运动，尤其是今年的春耕水利建设，加之中夏雨水调顺，得以今年获得普遍的丰收。”

记者看到，“军民塘”建在山冲之间，占地约400多平方米。那根根竖插用于加固塘堤的石块，仿佛印刻着当年兴修水利的场景。

“逢冲必堵，沿河筑坝。一个山冲之间可能挖几口水塘，雨水季节用来蓄水，塘满就从旁边的水沟排出去，发挥着引、排、灌的综合功能，当地老百姓受益匪浅。”陈义万说，当年鄂豫边区党委号召开展的“千塘百坝”运动，反映了共产党、新四军为民谋福祉，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的理念，“群众的期盼就是他们的工作方向，所以挖塘修堰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老百姓送棉衣棉被 新四军赠新年贺礼

△新四军五师纪念馆内的李先念、郑位三、任质斌、陈少敏雕像。

△新四军五师司令部旧址。

大悟县白云山内有个“蒋家楼子”，形状像“燕子窝”。1943年，蒋家楼子只居住着16户人家。那里也曾是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司令部驻地，是鄂豫皖湘赣抗日指挥中心。

翻阅《李先念传》，李先念曾评价道：在新四军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史上，蒋家楼子会议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见证了新四军五师与老百姓的军民鱼水深情。

1943年2月，大悟山区又迎来一个大雪纷飞的季节。鄂豫边区8个中心县的县委书记，66个县的县长、政委，新四军五师团级以上干部等党政军负责人，齐聚在蒋家楼子参加大会。

“据当地老百姓回忆，当时战马沿着峡谷拴了足有2里路长。由于突降大雪，进出山路封堵，寒风刺骨，寒气逼人。一个小山村一下子召开上百人的军事会议，参会者只能用柴草作地铺，用身体相互取暖。老百姓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纷纷将自己卧房腾出来，拿出棉衣棉被让他们御寒保暖。”大悟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陈义万介绍。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深受感动：“我们回到大悟山，有乡亲们的支援，冇得克服不了的困难，抗日的底气更足了。”

2月4日，是中国传统春节。除夕之夜，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等五师领导商量，老百姓待我们亲如兄妹，我们该如何感谢他们呢？经过一番讨论，想出一个独特的贺岁方式——待老百姓守岁入睡后，部队给16户老百姓每户送上一捆木柴，斜靠在门上，用红纸包上一块银元放在柴禾上。大年初一，老百姓把门一开，木柴和银元滚进门里，寓意“开门进财，财源滚滚”。老百姓奔走相告，高兴得合不拢嘴。然后，李先念又带领边区党委和五师领导挨家挨户给老百姓拜年。老百姓东家煮鸡蛋，西家下肉糆，将自家的腊肉、糍粑、红苕、花生送到战士手中。浓浓的年味驱散了寒气，深深的亲情温暖了人心。

“新四军五师严明的组织纪律，更加深刻地诠释了五师是人民的军队。”陈义万举了个例子：有一天，一名发报员觉得发报时噪声很大，怕影响住户休息，就把发报机搬到二楼的阁楼上。发完报后，他看到墙上挂着一只闹元宵的狮子头，觉得好玩，便拿下来戴在头上往楼下走。一个4岁的小女孩见到后，吓得大哭大叫起来。虽然这是一件小事，但首长知道后，仍狠狠批评了发报员。后发报员当众向小孩及家长道歉，还主动为住户挑了7天水。

从正月初一到元宵节，五师将士同老百姓大联欢，编扎采莲船到周边村子欢庆新年，自编自演宣传五师抗战方针、军民团结情谊深等内容。通过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动员青年参军参战，使五师不断发展壮大。元宵节过后，五师利用会议空隙，组织将士帮助老百姓挖塘、修堰、积肥、备耕，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

1943年3月，蒋家楼子会议后，边区军民团结一心，亲如一家，相继在鄂豫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拥政爱民，千塘百坝”大生产和减租等运动，在那片血染的大地上谱写出拥军爱民动人篇章。

五师三打侏儒山 人民群众做后援

△鄂豫边区革命烈士陵园内的无名烈士碑。

五师在湖北的6年多时间里，打了很多胜仗，但要说起规模最大、战果最丰的一次战役，要数三打侏儒山战役了。

1941年10月，五师党委决定加紧开辟川汉沔地区。但当时在这一地区，敌人的大小据点很多，除日寇驻守外，还有伪定国军近万人分驻各地，互相策应。那时，汉阳一带群众流传：伪一师汪步青为了扩大伪军，准备把当地18-40岁的青壮年全部捉走送到日寇那里换枪械。一时间，群众恐慌不安，反汪的呼声最高。五师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依靠群众支援，利用敌伪内部矛盾，首先消灭汪步青的伪一师。

五师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在劝诫汪步青的同时，也发动了伪军家属和与伪军有亲戚关系的群众，向伪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到处散发传单，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我军打击敌伪的战绩，告诫伪军识时务，不给日寇当炮灰，赶紧行动起来，拖枪反正。强大的政治攻势使得伪军从上到下个个惶惶不可终日，伪军中被迫当兵的开始三五成群地携械投奔新四军。

与此同时，广大群众也积极行动起来，为五师进军侏儒山作好准备。当时这个地区的各湖港渡口的渔船渡船都编了号，随时可供新四军使用；离据点较远的村庄都组织了担架队、搬运队，随时可供新四军调遣；据点附近的群众也不甘落后，他们一方面不断把伪军的一举一动报告给新四军，一方面秘密组织了公路破坏队，准备一旦新四军正面打响战斗，就迅速把公路挖成几十段，阻止日寇增援。

汪步青听说新四军要攻打侏儒山，吓得一面向日寇求救，一面强迫群众为他们日夜放哨，并规定发现情况，白天鸣锣，晚上点火发信号。而新四军利用这一点，组织群众天天晚上点火告急，并派出小部队夜晚在伪据点附近放上几枪。这样一来，一处点火，各处跟着点火，闹得伪军一夜数惊，不能成眠。连闹四五天，待伪军麻痹后，五师派出两个连，轻松拿下了伪三团。此次战斗，新四军俘虏了伪三团军需主任以下官兵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轻机枪3挺、驳壳枪7支、步枪百余支。新四军旗开得胜，无一伤亡。

趁伪军士气低落，异常恐慌之机，五师于当年12月23日，向汪部发动了第二次攻击。这次战斗一举攻占了侏儒山南面的将军岭。1942年元月7日，五师第三次向侏儒山、周家帮、彭家场、西流河等地猛攻。当时，伪军因得不到日寇的支援，一经与新四军接触，即弃地而逃。当天清晨，五师顺利占领侏儒山。

汪步青在新四军连续三次打击下，再也不敢回侏儒山老巢，便在汉沔交界处纠集残部，企图东山再起。但定国军军长刘国钧强迫汪步青火速返回侏儒山。新四军乘机集精兵向汪步青残部发起猛攻。这次战斗由于新四军打得猛、追得狠，并且采取了神速的穿插战术，因而战斗一打响就彻底打乱了汪步青的防御部署，使其根本没有机会组织抵抗。结果，鬼子的援军还没赶到，新四军就结束了战斗，除汪步青率亲信数十人逃跑外，伪一师残部被全歼。

这次战役能够取得全胜，得益于李先念等五师领导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一口接着一口吃掉了人数比自己多几倍的汪伪一师。“这当中既有游击战，也有运动战，还有统战工作，当然还运用了反间计、奇袭战、攻心战等多种战术。”大悟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陈义万说，这场战役还牵制了武汉周边日军对第三次“长沙会战”前线的支援，使长沙会战中的日军伤亡惨重，成功阻滞了日军南进的步伐，在我军军史上占有重要地位。